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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提及神聖事物時，他們通常談到的是世俗的某個方面。

《TVBS》報導，盤點離島的醫療量能，金門只有1間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有4間負壓隔離病房，澎湖的衛福部立醫院1間都沒有，但三軍總醫院澎湖院區有6床負壓隔離病床，而馬祖有1間縣立醫院。旅客搭乘國內航線前往離島時，有症狀者不可搭機。

澎湖醫療經不起確診者一再進入，縣府有責任保護澎湖民眾，將持續採取入境全面快篩。原本指揮中心同意三離島可在符合篩檢流程條件及後送配套流程下，提供自願性採檢服務。指揮中心說明，按《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同法《第37條》第3項規定，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應依指揮官指示辦理。

《中央社》報導，澎湖縣政府發言人陳其育表示，離島醫療量能不若台灣本島，有很大落差，如果沒有全面快篩，一旦讓感染者進入社區，擴大感染，甚至造成離島醫療癱瘓，因此必須採取更高強度的全面快篩措施，不能讓澎湖失守，他重話表示，「如果中央不能保護澎湖，請不要阻礙澎湖自我保護。整體來說，離島對於現在對抗疫情的量能，其實和SARS期間的資源差異不大。但另一方面，醫療場域本就有比較高風險接觸到感染者，醫護人員也自然會被歸類到相對高風險之族群，連同其家人都可能受到特殊對待。

民眾對於此時的醫療人員抱持著既需要但又防範的矛盾態度。Photo Credit: 中央社 焦慮的社會氛圍 整體社會對於感染的焦慮從疫情初期就可見一斑，當時搶購口罩、酒精的狂潮對於許多人而言，可能都還記憶猶新，而各種搶購衛生紙或是可能具有防疫效果商品的行徑，更是層出不窮。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即便有充足、相應的隔離保護裝備降低醫療人員被感染的風險，但持續高強度的照護壓力與不熟悉的照護模式可能提升了工作強度，並且危害醫療人員的心理健康與照護品質，甚至提高了醫療人員被感染的風險在疫情之初，衛福部為了使資訊透明化及打擊假訊息等目的，每天都會召開相關記者會，其中對於確診的相關足跡都會在社群媒體上被大量討論，可見整體社會對於疫情的焦慮。

再者，若是自身真的受到感染是否能夠得到快速診斷與充足健康照護也是焦慮的來源，因為健康照護工作受到感染的生理、心理、經濟等傷害與損失是否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常常也是醫療人員所關注的重點與擔憂所在。但另一方面，醫療場域本就有比較高風險接觸到感染者，醫護人員也自然會被歸類到相對高風險之族群，連同其家人都可能受到特殊對待。

超量運轉的醫療工作 如果大家對於醫療工作的勞動議題有所涉略，過勞的議題其實不斷在台灣醫療工作議題中被討論。而醫療人員的家庭也同樣面臨整體社會對於疫情焦慮而加劇疾病汙名程度的影響。Photo Credit: 中央社 家庭照顧與疾病汙名的壓力 健康照護提供者大多也擔負著家庭照顧者的角色，特別是女性的醫療人員，常常都會肩負起家中大多的照顧責任。現有的醫療量能除了要滿足原本的照護需求之外，更要提供與日俱增的新冠肺炎感染個案以及重症患者的健康照護需求，導致相關醫療人員其工作強度與風險都急劇增加。

工作環境能否持續得到充足的防護裝備補充也是一大憂慮來源，在整體防護裝備分布並不平均，許多沒有被關注的科別、地區的醫療場域並沒有充足的防護裝備，但仍須持續提供醫療照護服務，對於感染的焦慮自然居高不下。成大醫院林彥廷醫師過勞猝死案、奇美醫院蔡伯羌醫師過勞職傷案、長庚醫院張皓程醫師過勞腦傷案、北醫附設醫院護理師過勞猝死案等，而不僅僅限於醫師與護理師，幾乎所有在台灣提供健康照護服務的醫療人員，在平時就已經面臨過長的工時與超出負擔的工作量。例如：兒童在家中需要照顧者、失能親人需要家庭照顧者、準備家人餐點、學生的課業進度等等，而疫情衝擊之時也正是醫療人員工作壓力加劇之時，兩者壓力同時增加，也加劇角色之間的衝突，對醫療人員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一方面，民眾對於自己的種種症狀與接觸史小心翼翼，對於健康照護及進行篩檢的需求大增，這些都仰賴醫療人員的專業協助。

除了對自己本身受到感染的擔憂之外，隨著無症狀感染者越來越多，更提高了院內感染以及傳給醫療人員家人的疑慮，無形增添了醫療人員的壓力與罪疚感，與之伴隨的還有疾病相關污名帶來社會孤立感。但2021年5月之後，轉瞬間風雲變色，確診與死亡人數日益增加，除了傳染性疾病帶來的生理影響之外，傳染性疾病帶來的心理與社會衝擊亦是相當巨大，不容忽視。

近期，相關防疫保險在醫療人員之間的高度流行，正可展現了相關焦慮地升高。除了社會外在的污名之外，醫療人員的自我汙名也是相當常見的狀況，可能接觸到確診者的焦慮縈繞在心頭。

民眾對於此時的醫療人員抱持著既需要但又防範的矛盾態度。在疫情期間由於感染者數目不斷上升，醫療需求與相關醫療資源的耗用也隨之急遽攀升，雖然醫療器材與防護裝備的缺乏被廣泛討論，如：呼吸機、口罩、護目鏡、防護衣等等，也經由各項產業互相合作來提高產能滿足需求，但是醫療照護人力資源卻是難以馬上填補，而相關醫療人力的匱乏將造成可能的防疫漏洞以及第一線醫療人員的龐大工作壓力。文：林明瑋（作者為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主治醫師，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2021年5月以前，台灣彷彿世外桃源，當國外正焦頭爛額、反覆封城以對抗COVID-19之際，台灣人民卻漸漸回歸正常生活，以平行時空的姿態與世界宣揚防疫成功的成果。即便在最近，許多確診者的蹤跡都包含大型賣場之類的場合，除了與民眾本身的消費習慣相關之外，也可觀察到許多人在擔憂疫情之際也開始囤積物資，顯現社會瀰漫著高度焦慮的氛圍。Photo Credit: 中央社 焦慮的社會氛圍 整體社會對於感染的焦慮從疫情初期就可見一斑，當時搶購口罩、酒精的狂潮對於許多人而言，可能都還記憶猶新，而各種搶購衛生紙或是可能具有防疫效果商品的行徑，更是層出不窮。對於可能造成家人感染的擔憂，在國內外對醫療人員身心健康的研究中，也都是主要壓力來源之一，伴隨而來的，常是醫療人員的自我隔離，惡化了在疫情期間的孤立感與心理健康。

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嚴重之際，雙北地區在5月15日開始三級警戒，5月19日指揮中心在衡量疫情之後更是宣布全國進入三級警戒，學校、日照中心等機構開始封閉，許多店家也都開始暫停營業或是限制只能外帶，大大加重了家庭照顧的壓力。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即便有充足、相應的隔離保護裝備降低醫療人員被感染的風險，但持續高強度的照護壓力與不熟悉的照護模式可能提升了工作強度，並且危害醫療人員的心理健康與照護品質，甚至提高了醫療人員被感染的風險

結果呢？在醫學先進的歐美，這些輕忽造成多次醫療崩潰。更令人疲於奔命的是，在我們這個人類史上最特殊的時代裡，資訊、資料和選擇，繼續以指數方式增長，從而導致持續不斷的溺水感——我們無時無刻不感到被淹沒，深怕一不注意，就錯失了良機。

但是，因為我們無法優化每個決策，所以我們懷著很高的期望，轉向那些專家和科技來為我們做選擇，希望能大幅降低風險。專家重視的是深度，但我們還要重視廣度。

另外，專家和科技，根本搞不清楚，我們要做出決策的理由以及最終目標是啥，他們和它們可以優化的，只是任務，而不是理由和目標，只能提供戰術支援，而非戰略構想。首先要我們要瞭解社群網路和APP的過濾器，它們理當為我們過濾掉不必要的雜訊，而非為我們製造舒適的同溫層小泡泡。我們該問問自己，專家是否對具體情況有所幫助。在快步調的社會，從來沒有一天可以休息。

我們必須學會重新開拓眼界，透過不同的方式看待問題，重新找回主見。那麼，我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面對已經熟悉的科技，還有社群網站、演算法、人工智慧（AI）等等，以及接下來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等等新科技，該如何自效地自處？即使在民主自由的國度裡， 谷歌、臉書一邊監控、一邊操縱我們看到的、選擇的，已不算新聞了。

《思考外包的陷阱》警告，我們期待來救苦救難的專家和科技，其實從根本上就受到限制，甚至可能存在結構上的缺陷，因為專家只是在專門知識深入而狹窄的關注，對整體情況或決策制定的環境，不見得有足夠的理解。標準的水可覆舟、亦可載舟。

重大決策前，可以試著找找獨立的第三方意見。還有國內外的公衛學家主張口罩對預防冠狀病毒感染無效，甚至認為有害無益，可是後來許多證據卻是打臉。

更驚心動魄的是，接著開進田間小路，左右輪胎離水稻田不到一寸，戰戰競競地經過一台已經掉進田裡的汽車⋯⋯從此，我決定不要盲目相信GPS導航了。還有，有次深夜本該上國道，可是Google Map導航卻讓我開進一個漆黑的工業區，還好我照做了，因為後來發現國道發生極度擁堵的狀況，半小時的路程可能開三四個小時都未必能到。不過，我也算是路痴，過去在美國開車還可以把地圖硬背下來，可是在台灣，如果沒有GPS導航，我根本不可能在台灣開一大堆以國外標準來說完全不合理的道路，去到陌生的地方。專家的意見必須參考，但不能盲從。

我們也常見識到專家的誤判，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在無處不在的不確定性中，我們必須學會擁抱模棱兩可，並學習如何在機率中自行導航。

而我們該如何逆襲地更有效地整合這些資訊來源，在不損害我們自己思考能力的狀況下，利用它們來提供更實際的價值。美國全球趨勢觀察家、學者、諮詢顧問、作家維克拉姆．曼莎拉瑪尼（Vikram Mansharamani）在《思考外包的陷阱：在「快答案」的世界，我們如何重建常識、擴充思維？》（Think for Yourself: Restoring Common Sense in an Age of Exper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使用大量實例為我們說明，我們在複雜、充滿大數據的世界中，如何更加依賴專家和科技，把我們的思想外包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從而放棄了我們的自主權。

因此，完全接受或拒絕科技的服務，都是過猶不及。有時候，我們向專家諮詢，他們並非站在我們的立場上為我們思考——如果問問他們自己會怎麼做時，他們可能會給出很不一樣的答案。